《中国抗战》，《中国抗战》编写组，东方出版社出版
1931—1945年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场民族性的全面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本书以大量的权威档案资料为基础，坚持14年抗战史观和大历史观，对中华民族的浴血奋战以及抗战中的许多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全景式的描述，准确精当地重述了那场影响中国人命运的战争，全面展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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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五三惨案的发生极大地激化了中日之间的矛盾，两国从相互恶感逐步走上战争。从这个方面说，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既是济南五三惨案发生的背景，也是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并最终诉诸战争的一个因素。
济南五三惨案纪念碑。图源：视觉中国
1927年，广州国民政府主导的北伐持续推进，进入江浙地区。在此期间，蒋介石获得了金融资本家的大力支持，并在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影响下，与共产党决裂。共产党从联合北伐的合作伙伴变成蒋介石、国民党“讨伐”的对象，不得不退出城市，回到农村，逐步建立革命根据地，等待时机，等待大格局的改变，重返更大的政治舞台。
由于北伐的诉求就是颠覆1912年中华民国的政治架构，重建一个孙中山及革命党人所给出的政治架构，因而自北伐开始，国民政府奉行的“革命外交”路线就不同于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北京政府虽然并不完全认同近代以来中国和外国所达成的全部协议，但对这些外交协议，一直采取与各国谈判协商的方针，承认这些条约的签订有历史的原因，对于不合适的条款，尊重历史，尊重国际通行规则，逐步修改。
反观国民政府，在国共合作后，孙中山的思想主轴是团结国内外各种力量，对内打倒军阀，对外反抗帝国主义。他们将近代以来的中国外交描述成备受列强欺负，被动、被迫接受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因而要求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人的种种束缚，包括收回租界和租借地的主权、争取关税自主权、恢复司法独立和终结领事裁判权、掌握内河航运权、驱逐外国军事基地并收回驻扎权，以及收回先前委托外国人管理的邮政等关键权限。在孙中山及革命党人看来，这些都必须收回，不论外国人是通过什么方式获得的。
“革命外交”就是以革命的方式解决近代以来形成的所谓条约体制，不必顾忌过去这些条约所形成的历史条件、惯例，运用大胆而激烈的手段，凭借强大的民间舆论，强行将过去的条约或废除，或修改，只要合乎他们所以为的中国利益。更进一步的目标，则是修改国际规则。用留学过欧洲的国际法学家周鲠生的话说，“革命外交”的根本要义就是要“打破一切传习成见和既存的规则”，甚至“对于既存的国际规则、惯例或条约的束缚，都要一概打破”。“革命外交”就是不要再那样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由职业外交官进行和平交涉，而是要“利用民众势力”采取主动攻势，“遇事生风”，“小题大做”，简言之，就是“流氓式外交”，而不是绅士式外交。按照这样的原则，北伐军在进军途中，确实做到了一路走一路收回主权。不论是北洋政府还是清朝签署的条约，北伐军一律以武力、实力推翻或者收回，诸如海关附加税，九江、汉口英租界等，都是这个时候回到中国手里。
“革命外交”是一个伟大的举措，其本质是爱国、正义。但同时应该看到，“革命外交”所要颠覆的是华盛顿体系，因为华盛顿体系成立的前提就是中国承认之前与各国的条约继续有效，尊重、保护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革命外交”不再顾及《华盛顿条约》，这显然有损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
北伐军及后来南京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遭到了帝国主义的抵制，但毕竟时代不一样了，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与新政权南京国民政府过分纠缠。世界足够大，他们可以去开拓更多的地方。何况南京国民政府的支持者是江浙地区的资本家，内部的高官尤其是财经高官，相当一部分来自欧美名校，因此他们相信，南京国民政府迟早会接纳、容忍国际资本的进入。
淞沪抗战期间十九路军迫击炮阵地。图源：视觉中国
但中国的近邻日本不像西方老牌帝国主义国家那样。近代以来中日关系虽然跌宕起伏、时好时坏，但总体而言，中日两国的经济联系因地缘远大于欧美诸国。甲午战争以后，日本软硬兼施，先后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其中最为突出的，莫过于日本人一直念兹在兹的所谓“满蒙权益”。包括旅顺港和大连湾租借地、“南满”铁路经营权及其附属地租期，以及治外法权、关税自主等方面。中日之间原本就存在不同的想法，而“革命外交”的刺激，让这些不一样的想法持续扩大。
1929年9月，国民政府派遣司法院副院长张继赴日谈判治外法权撤废，日本以各种利害加以拒绝，提出中国连年内乱，中央权力不彰，司法官本身的素养严重缺欠，学识与才能均不具备，贸然撤废治外法权，在没有司法独立的中国，司法官为了保留自己的地位，势必迎合官吏，在中国的外国人自然会对法治环境感到恐慌。
至于“满蒙问题”，日本政府更不愿意与中国方面进行讨论。不论是“关东州”的租借，还是“满铁”的权益与管理，日本都认为原有条约必须维持，根本不存在国民政府提前收回，或修改条约的可能性。
除此以外，中日之间另一个争议焦点是关税自主权。1928年前后，美、英、法诸大国相继接受了国民政府的要求，陆续归还了关税自主权，唯日本一拖再拖，无意解决。20世纪30年代初，中日两国谈判代表就此进行磋商，日本政府原则同意了中国政府重订关税协定的要求，但在议定关税的商品种类方面设置了许多新的条件。经过极为艰难的谈判，中日达成新条约，日本同意将关税自主权交还给中国，中国答应给日本最惠国待遇。
中日之间最大的难点还在“满蒙问题”上，这是中日两国走上战争的关键点。
日本是一个岛国，自然资源、市场规模都很有限。明治维新让日本获得了巨大成功，那时的日本人就发愿要登上大陆，与欧美诸强竞争，稍后的甲午战争，以及日本刻意索要台湾、辽东半岛，其实就是要以台湾为跳板踏上大陆，以辽东半岛为起点，通过西伯利亚，抵达欧洲，进而真正完成“脱亚入欧”的宏伟目标。辽东半岛后因三国干涉而归还中国，但日本并没有放弃通过东三省进入欧洲的战略构想。1904年日俄战争，日本大胜，两国签订《朴茨茅斯和约》，日本获得了“南满”铁路经营权、辽东半岛租借权，从俄国人手里夺取了相当丰厚的利益。
辽宁沈阳九一八纪念馆。图源：视觉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日本肆意扩大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存在，在郑家屯设立巡警署，制造郑家屯事件，迫使中国政府承认其驻兵权。“二十一条”交涉之后，中日签署《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日本由此延长了旅顺港、大连湾以及“南满”等铁路的租借期限，获得了在“南满”租借土地经营工商业和农业等权力。然而等到北伐开始，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让日本感到恐慌紧张，按照北伐军在南方的做法，日本几十年来在“满蒙地区”所获得的特殊利益将化为乌有。于是日本策划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进而借着英美法等西方大国深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无暇东顾之际，制造柳条湖事件，即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此为由头出兵占领中国东北大部分领土。更进而，九一八事变引发溥仪之“满洲复国主义运动”，日本通过与溥仪签订所谓的议定书，获取在中国东北无限期驻军的权益。东北完全落入日本人手里，亡国危机突然笼罩全国，抗日救亡迅即成为中国政治最大的主题，十四年战争由此开启，而八年抗战也由此进行最积极的准备、酝酿。